“生态环保监管“大格局”日趋成型 面临调整和转型关键阶段”

第二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审计工作即将开始。 生态环境部表示，近年来，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在执法监管水平力度空之前，正在推进形成机制更健全、监管更有力、更严格的生态保护监管新格局。

专家指出，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仍然突出，相关公司、领域甚至地方政府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

监管执法机关频发

最近，陕西省印制了相关方案，对比了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监察组反馈意见指出的45个具体问题，逐一确定整改目标、措施、时限和责任单位，同时确定到今年年底至少完成41个问题整改。 其他问题在年底前全部完成。

今年5月15日，第二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审计“回顾”反馈工作全部完成。 据生态环境部称，自开展“回顾”以来，10个省累计已下令纠正15289家公司。 关于处罚为4016家公司，罚款为3.2亿元的2159人，说明责任为2571人。 其中，吉林省比较了东辽河污染治理不完善的问题，将当时辽源市委第一负责人等免职解决。

近年来，环境保护法的执行力度越来越大，其中新环境保护法从年开始正式实施，近4年来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今年1月1日《土壤污染防治法》正式实施，标志着我国大气、水资源、土壤修复等行业污染防治的法制框架体系完善。

有趣的是，在执法监管层面，地方协同机制正在逐步建立。 7月3日召开的京津冀生态环境执法联动实务会议提出，从2019年到2019年，京津冀三地生态环境部门开展了大气、水、固废等多个行业的联合执法行动，以更好地处理区际、流域间的环境污染问题和环境违法行为。

河北秦皇岛钢铁公司负责人表示，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环境保护审计已成为常态化的手段。 他认为，一旦环境执法上升到法律层面，从基层政府到生产公司，都不是以往“如风”的整改形式。 如果公司继续漏掉检查，如果被发现，说明责任罚款是小事，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违法犯罪。 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公司不能不重视。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战术新兴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吴金希表示:“过去，生态环境保护部门在政府行政部门中相对弱势，许多地方的环境保护法执行体系形同虚设，地方上暴力违法现象频繁发生。 但是，现在有了法律完善，执法手段增加，监管力度空前。 相应的环境治理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如在大气污染治理方面，空气体质量的改善有目共睹。 ”。

生态保护由表而里地发展了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翟青近日表示，第二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审计即将展开。 从2019年开始，计划利用3年时间对被审计者展开新的审计。 再利用2022年1年，对一点地方和部门展开“回顾”。 目前，第二批督察进驻的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近期将开始。

警部文表示，第二次警部将聚焦于污染防治攻防战，聚焦“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以较大的环境保护视野推动警部业向纵深快速发展。 然后，审讯的力量将继续变得严峻。 例如，对于第一次督察一般发生的“未批准的先建”等环境问题，第二次督察的过程中总是维持高压状态。

今年5月，在全国自然生态保护工作会议上，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介绍说，环境部正在加快建立完善的生态保护监督管理体系。 完善生态保护监管新功能、新定位、监管制度，建立健全监管体制机制，加快生态保护行业全程监管制度化、法治化、规范化。

与第二届中央环境保护审计相比，中央生态环境保护审计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刘长根最近表示，“多次引发问题”是第二届审计最核心的关键词。 这位督察的重点是处理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推动经济优质快速发展。 并关注从源头上防治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关注产业结构布局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等政策措施的落实，威胁经济优质快速发展。

产业结构转换和高度化依然重要

6月27日，在2019中国环境产业高峰论坛上，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樊友山表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仍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仍然突出，新老环境问题交织在一起。 目前，我国第一污染物排放总量总体进入了跨越高峰的转型期，总量仍处于高位。 而且，我国经济总量和增量持续上升，污染物增加量居高位，环境压力巨大。 地域性、布局性、结构性环境风险凸显，处于压力叠加、载荷加剧的关键期。

事实上，最初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审计不仅使地方处理了突出的环境问题，也促进了地方变革高质量的快速发展。 例如，审计强制新疆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布局，确定禁止“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项目。 广东东莞的华阳湖区，以前污水、垃圾充斥，臭气熏天，经过这几年的整改，现在成功转型为国家级湿地公园。

上述钢铁公司负责人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在低排放限制成为硬性要求后，领域内多家公司相继完成了相关设备的改造升级。 公司方面可能不会一次性重新投入数亿资金，但这是大势所趋。

他还介绍说，近年来，与公司内部业务进行了比较，开始了转型升级。 目前，集团一方面国内钢铁和煤炭项目基本消失，另一方面环保监管执法严格后，原有业务相关环保标准整体上升，但全领域不景气，无法从投入产出的角度保证利润。 另一方面，这几年，由于受“一带一路”利好政策的影响，相关沿线国家出现了投资机会，因此现在开始在这些国家经营一点电厂项目。

吴希告诉记者，中国许多省份由于产业结构，几十年发展迅速，相应的环境问题已经很严重。 例如，河北、山东、东北等省的钢铁、煤炭、化工等领域在超低排放改造、设备升级方面还有很大空之间。

但他指出，在环境保护监管的高压情况下，以往许多地方面临压力采取了“一刀切”的行政干预措施。 但是，目前许多城市已经开始调整相关措施。 例如，在北京郊区一些地方的煤炭改气、煤炭改电方面不再要求“一律化”。

他认为，不仅中小企业，大型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也面临着转型升级的问题。 许多大型国有企业在超低排放方面也没有关闭。 另外，我国计划在2030年将碳排放量控制在峰值。 未来十年内，地方政府要尽早规划，特别是上马新项目时要尽早做出判断，既要保证地方经济快速发展，又要把碳排放控制在合理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