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用工价钱是疫情下部分公司的自救做法 降薪能理解 但不想“被通知””

【关注企业活动重新开始运作时的劳动争议的焦点问题③】

降低雇佣价格是疫情下分支机构的自救方法，经过协商，虽然表示劳动者可以接受，但也发出了心声——

加薪可以理解，但“不想被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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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对经济运行的冲击明显，部分劳动者在恢复工作后面临涨薪。 降薪、调薪是疫情下属分公司追求的自救方法，同舟共济、共克时难也是目前大部分分公司和劳动者在面临危机时共同选择的。 一些工人很担心，有些公司以“疫情”为幌子非法降薪。 面对疫情期间的薪资问题，员工期待着越来越多的“话语权”。

4月，移动网第三方数据机构艾媒体咨询发布《中国“新冠疫情期”公司信心和涨薪行为数据调查报告》，报告显示，46.6%的受访者在疫情期间的薪资低于前6个月的平均月薪。 对于工资下调，54.2%以上的受访者认为，疫情期间通过协商等合法方式，工资调整得到理解和接受。 相互理解、共同斗争的难关成为许多公司和工人的选择。

但是，《工人日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工人担心以“疫情”为幌子，在降工资时出现违法侵害的想法。

游戏:合法降价还是故意甩包袱？

“疫情对企业经营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而且你们企业的生产资质不完全，经董事会研究决定，即日停工停产。 ”。 4月2日，博若森(福建)装饰有限企业木作厂工人齐飞和20多名工人复工还不到一周，就接到了总企业的停工通知。 和这个通知一起收到的还有房东的借款告知书。 由于企业拖欠房租，仓储厂和职工宿舍在当月租赁合同到期后逐一清算。

让齐飞和工人们困惑的是，2019年9月总企业发现生产资质不健全的问题，为什么董事会半年后做出停产的决定？ 他们仔细研究了通知上的各条款，但没有发现停产后再生产的时间。 停工期间，工人们每月只能领取不足500元的生活费，春节以来所借的工资也没有减少。

“这是克扣我们的工资，让我们去的。 “疫情期间，企业经营压力较大，必须低价运行，敬请谅解。 ”。 4月15日，在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争议协调中心，齐飞代表工友与企业上海总部负责人进行了面对面的协商。

协商之前，齐飞和工人们查阅了企业年报和月度财务报告。 公司长期经营不善，资金短缺是从去年开始形成的。 齐飞表示，疫情成为公司推卸负担的借口，降薪是裁员的工具，“老板想节约的就是其经济补偿金”。

协商的结果是，公司接受了部分员工的辞职申请，同意支付经济补偿金。

福建省信律师事务所律师朱柏涛在疫情期间因非职工本人原因停止工作的，公司应当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按照劳动合同标准或视同政策支付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后，可以按照生活费支付工资，支付金额为当地的

朱柏涛提醒广大工人，在签订停业协议和提成协议时，需要在文件中确定约定提成的幅度和期限，注意是“永久提成”还是“超标准提成”。

担忧:特殊工时加班费会“蒸发”吗？

过去的“五一”假期，厦门某防护用品生产公司的工人林源静和流水线上的工人们一天也没休息。 她们穿着防静电服在工厂加速订购防护服，机器全天候停止，她们10小时不休息。

3月，林源静所属公司向当地人社部门申请了特殊工时制。 今年1~4月，厦门发出179张特殊工时批准通过的通知书，涉及107104名员工。

通过实行综合计算工时职工制，公司可以综合调整全年假日，实现公司生产淡季调整。 以林源静所在的公司为例，企业可以将未来生产淡季的假期调剂用于当前防护用品生产旺季，员工加班点多的工时可以在生产淡季享受相应的时薪假期。

林源静担心的是，她和单位很多工人都是临时工，公司现在不发放加班补贴，几个月后自己辞职，就有可能补不回这些加班的“血汗钱”。

针对林源静的质疑，福建拓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春芳呼吁，为防止疫情下不定期职工制被滥用，人社部门必须严格关闭考核。

胡春芳告诉《工人日报》记者，公司申报不定期职工制时，需要证明拟实施特殊工时的工种和职工人数。 林静源所在岗位确实属于特殊工时岗位申报清单的，职工拒绝执行特殊工时制度的，双方只能解除劳动关系。

“实行特殊的工时制度，并不意味着公司可以无限制地要求员工加班。 ”。 胡春芳表示，特殊工作时间制度分为综合工作时间制和不定期工作时间制，该公司实行综合工作时间制时，综合计算周期内的实际工作时间不得超过法定标准工作时间。 即每天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每周不超过40小时，部分视为延长工作时间，并强调应当按照劳动法第44条第1款的规定，支付工资的150%以上的加班工资。 一个工资周期内在劳动节等法定假日加班的，公司应按照规定支付工资的300%以上的工资。

胡春芳建议实行特殊工作时间制度的劳动者，用人单位通过短信、微信、职工群等平台发出要求职工在双休日或节假日加班的通知，应当及时保留加班证据。

期望:争取越来越多的“发言权”

企业停止生产，齐飞说“已经通知了”。 3月28日，企业作出停产决定，在4月2日停产前，在工厂门口的公告栏看到了“通知”，称只能领取生活费。

实施特殊工时制向人社部门报批时，需要附上员工的联名意见。 但是，林源静说，自己没有收到过公司的意见书，也不能问问周围的工人，把新制度的“门道”说清楚。

“被通知”、“被接受”、“工资被下调”……在疫情中，一点点的劳动者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在采访中，对于疫情期间的薪资问题，齐飞和林源静表示希望获得“话语权”和“议事权”。

“公司在疫情期间的加薪行为可以理解。 我们可以坐下来谈谈，商量商量。 ”。 齐飞说:“向工作了10多年的老工人发出降薪通知，以应对，工人降薪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不怎么有人情味！ ”。

和齐飞一样，选择赢得“话语权”的是厦门五星级酒店市场销售部长张欣。 她并不是不想等hr发来的“提成通知”，而是在复职第一天主动向总经理提出起草的“提成协议”:自愿减薪50%，每周5个工作日3天，休息2天。 张欣说:“自己的命运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 ”。

“公司不征求员工意见，直接降薪的操作方法，有法律风险。 ”全国劳动奖章获得者、福建金磊律师事务所律师黄家焱表示，如果员工反对，公司直接发文降薪的行为可能被视为违法，如果员工就此提出离职，公司必须支付相应就业年限的经济补偿金。

“疫情之下，公司的工资不能随便下降。 ”。 黄家焱呼吁疫情期间工资问题引进职工民主参与，纳入集体协商复印件，提交职业会议审议，接受职工民主监督。 (记者 李润铉)